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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《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》的《占梦人》篇。

我对这种可能——“讲一个故事只为了称赞诗人”，感到困惑；我想：如果编织一个迷宫是为了藏匿什么东西，那为什么在迷宫的中心不过是放一张令人失望的字条；如果编织一个迷宫的目的仅仅是“编织迷宫”，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黑暗、更可怖，同时更让人着迷的呢？

但我不得不承认，诗人与占梦人（或者更普遍地说：做梦和愿意说出梦的人）之间存在相似性。诗人在梦里梦到了“占梦者梦到自己”；假若我们承认占梦者的梦的确具有现实意义，那么占梦者梦到“诗人梦到自己”，就是对诗人与占梦人相似性的佐证。或许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不需要用“佐”这一字来组成“佐证”，而应当直接用“证据”；因为当我们承认占梦者的梦具有现实意义的时候，现实和她的梦就并无什么分别了。因此，从“我”听与看到的现实出发，去证明诗人和占梦人的相似性，及从占梦人的梦出发去证明这种相似性，就完全相同了。

诗人说：“只有诗歌能洞穿一切。”

因为诗人在浪漫化我们的现实，然而这种浪漫化并非诗人的专利；诗人所装饰的现实成了真相，这也并非诗人的魔法。这种魔力之所以能使现实被催眠，是因为我们之中有人相信诗、相信梦、相信装饰；一如我们相信我们的理性和判断那样——理性不过也成了梦的别名。也许是受了“魔幻现实主义”这一词（甚至其他的诸多主义）、这所谓共性或者这一些梦的鼓动；我恐怕要借加缪的说法——我们对世界的修饰即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，除非我们还“那些惯于蒙面的背景”以“其本来的面目”。

“梦”也是一种梦，它给我们以其是幻觉的错觉。梦和梦相互佐证。我们从“我”的梦到占梦人的梦；从占梦人的梦到诗人的梦；从葡萄牙大使的梦到马尔克斯的梦，从马尔克斯的梦到博尔赫斯的梦，然后回到自己的梦里去，或者不再回去；又也许游荡到某个理性者的梦中。除了这些梦我们一无所有了，除了认识这些梦我们别无甚求了，若不构建我们的梦我们便无所事事了。即使不愿意承认，我们也活在一座博尔赫斯式的、和“自己式”的迷宫里，然后像伦罗特或者达尔曼一样，成为迷宫中一个自封的、碌碌的奴仆，并在迷宫的中心，为了自己的痴狂而荒诞或不荒诞地消亡。原因和目的不得不从高坛上仓皇而走，因为原因和目的只不过是梦，是我们以为的那种幻觉。我想占梦者就是死于这种荒谬的、称不上原因的原因。“她什么也不做”；这的确是令人失望的。

于是我意识到，这个故事并非要称赞诗人以及一个占梦的神棍。它的确是为了构建一个迷宫，也的确是在构建一个迷宫；并最终在迷宫的中心、台阶之上的石板上写下如下的一句或可成为箴言的梦呓： 

“她只做梦。”